九四年夏天，只有「四大天王」的香港樂壇，像颱風前一樣悶熱，沒半點涼風，欠一絲快意；就在這時，周華健拿著木結他從台灣吹到香港，一句「明天我要嫁給你啦……」感動了當年準備下嫁竇唯的王菲，就連向來冷酷的徐濠縈，也為那句「情越濃，越會化不開」穿起芭蕾舞衣，與他拍攝「鐵達時」廣告。那個時候的周華健，製造了很多經典。

　　最難得，還是為當年悶熱的樂壇，帶來了快慰。

　　這陣風，一直吹到二０００年，忽然之間，一切又回復平靜。「二千年對我來說是一個打擊，唱片業凋零，人人也像無米煮飯一樣，我當然是其中一個；就在這一年，台灣發生大地震，我與唱片公司的合約出現問題，一夜之間感覺像世界末日；正當我為事業惆悵之際，親哥哥將我捲入港幣一千多萬元的錢債糾紛之中．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借錢的人又不是我，為何我要被人告上法院？過去幾年是我人生的低潮，四處天災人禍，如果我不是看得開，早就抑鬱出病來了。」因為債務官司，周華健與三哥周豪健六年來都末曾說過一句話，如今事過境遷，再次踏足香港的周華健，還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錢賠掉可以再賺，感情變質了，卻不可以復返；我永遠都記得自己是香港人，但對於香港卻又有點心淡。」或者介意只因在乎，周華健那顆褪色的心，到底還是植根於你與我的腳下。

哥哥與瓶頸

　　訪問當天，香港正懸掛一號風球，聽說那個「派比安」由台灣吹過來，周華健卻以廣東話跟筆者說了句：「還好，還可以」；典型的「台式粵語」，出自一個操流利廣東話的人口中，有點奇怪，不過屈指一數，四十五歲的周華健，在台灣生活的時間已經超越了他在香港的日子。
　　
　　年輕的一輩，或許對這位生於香港的台灣歌手感到陌生，眼前的周華健說「不要緊」，因為他對香港也是同樣陌生。
　　
　　「我在家中排第四，有三個哥哥，一個妹妹，大哥當英軍，年齡跟我相差十幾年，二哥自小留學美國，我與三哥感情一向最好；小時候我在球場被人『蝦』，永遠都是三哥替我出頭，雖然我們相差七歲，但我去台灣那麼多年，還是keep著聯絡；或者我一開始就不應該幫他，若非我心軟，事情可能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與親人因財失義的感覺很糟，糟透了，由踏進法院的那天開始，我對香港彷彿死了心，或者不是全部，但卻是我心中的一大半。
　　
　　「我不富有，沒有能力隨手拿一千多萬出來替人還債，這是其中一個叫我要站出來說話的原因，加上我覺得苦我再幫他，跟迫他去末路沒有分別；樂觀地看，我就當自己這幾年來的經歷，視為給仔仔囡囡的教材，希望他們明白做人要有責任心。因為官司的關係，我與三哥不可以有任何接觸，過去六年大家只在爸爸的葬禮上碰過面，那種感覺很無奈，一個以前最尊敬的人，突然變得如此陌生。
　　

　　「過去幾年，由台灣返港的原因都是為出庭作供，說完又匆匆離開，每次上庭後我都對自己說『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我不想再回來這裡了』，如是者斷斷續續了好幾年。對香港心淡？的確有，不過我從沒說過要放棄香港樂壇，只是過去五年全球經濟不景，自己好像『click』在瓶頸位，半上半落，就是衝不上前。我知道不能像以前那樣邊出碟邊找新方向，唱片公司也要賺錢，不能叫人家只投資等成果，所以我選擇靜坐在家，每天都拿著結他彈找方向。」

抑鬱症疑團

　　出道二十年，周華健的光輝歲月彷彿全集中在九十年代，曾經一年推出五張唱片的他，過去五年卻只靠版權稅當收入，周華健也說倘若自己沒有那個樂天的性格，或許早就患上抑鬱症。

　　「過去五年我雖然沒有推出全新唱片，但唱片公司替我製作的live與精選多不勝數，加上我從未停過在亞洲做巡迴演出，所以陷入的不是經濟低潮；我所指的低位，是在於心態上，寧願籌備五年才出新碟，或多或少也是因為我怕，我怕出來的效果不及以往那麼好，我怕人家說我out；有段日子，我經常呆在家中，拿著結他找靈感，那時候的我像瘋子一樣，頭髮及肩滿臉鬍鬚，樣子相當嚇人。

　　「我明白到藝人為何會有抑鬱，由一個高位去到一個轉折位的感覺實在難堪，自己曾經都有過一段疑神疑鬼的日子；早幾年經常呆在家中作歌的我，有點自閉不想見人，懶得剃鬚的我，生怕走到街上會遇到途人問自己『是不是不再出碟』、『是不是退出』之類的問題。有次試過戴著帽出去，果然沒有人認得出，回家後，心又想『是不是沒有人認得我呢？』『他們是否已經忘記了周華健』，那種感覺很詭異！

　　「幸好我是樂天一派，甚麼事我也可以笑餐飽，若非如此，我早已是抑鬱症藝人；人家說做藝人要靠運氣，不過我卻從不信運，不覺得九十年代是當旺期，也不覺得自己那時好運，我覺得只是timing問題。人生總是有起有跌，這與運氣無關，我承認過去幾年是自己的低潮，但我卻不覺得那些日子黑暗；身為創作歌手，公司竟然給時間自己天天拿著結他找靈感，簡直求之不得，我直情覺得自己幸福；再者在過去沒出碟的數年，領略到身邊人如何關心自己，由謎團中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線，是值得高興的，我覺得現在行每一步都比前肯定了，沒想過要唱到幾多歲，但我覺得現在自己的路線，至少可以行多十年。」

丈夫與爸爸

　　周華健，典型的音樂人，無時無刻也談著音樂，跟他訪問六十分鐘，不是說寫歌，便是說結他；毫不猶豫，直認是稱職音樂人的他，雖然與美籍太太Constance已結婚二十年，但說到「好丈夫」和「好爸爸」，還是不期然地有點面面相覷。

　　「好丈夫？我猜自己不算是，很多時候有得必有失，要是投入去做創作，便會少了時間給家人；其實我與太太的婚姻也曾經有過低潮期，那時囡囡剛剛出生，我的歌唱事業卻如日方中，照顧到事業卻得失了太太。我猜做藝人就是這麼樣，很多東西都不易平衡，好像去年到北京巡迴演唱，一家人都飛了過去，有一晚大家出去吃飯，囡囡看見醉蟹很新奇，嚷著要試，我與太太都沒有意識，給她吃了一隻又一隻，怎知第二天晚上，囡囡就在我舉行演唱會時發高燒。太太在後台手腳忙亂，著急得要送囡囡入院，而我呢？我可以怎樣？一萬人在外邊等著你出場，我可以取消演唱，跟太太一起送囡囡入院嗎？當然不可以，如是者太太當然還是要自已與囝囝一行三人到醫院，我真的不敢認自己是好丈夫，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娶了一個好太太。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爸爸，因為我從來都不知道當好爸爸有甚麼準則，事事教導子女就是好嗎？做到一個榜樣就是好嗎？我覺得不是絕對，好像我媽媽只有小學三年級程度，她教不到我，但我從替她寫信的時候，卻從中得到了當孩子的滿足感。相反像我太太，她爸爸是博士，直到今天，無論太太有甚麼觀點，她父親都會逐一推翻，我太太在她爸爸面前得不到我小時候的那種虛榮，因為她爸爸太叻了；哪究竟學識廣博，每一步都為孩子部署的是好父母？還是任孩子們自己成長，從中自己學習的才叫好？我真的不知道。」

雨後陽光
　　久違了的周華健，訪問時一直帶著微笑，心情輕鬆自在的他，沒有因重臨這個「傷心地」而流露半點愁懷。

　　「要發生的事，總會發生，既然為過去的事皺眉，倒不如為未發生的事作好準備；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在低潮中找到出新方向，相比有些人花一輩子去找尋，五年光景算不上是甚麼。」

　　我猜沉寂五年再推出新唱片，就像傳說中的「死而復生」，周華健臉上的笑容告訴我，從經過陰霾後走出來的那份滿足感，原來真的比一年推出五張唱片的虛榮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