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7月30日 新京報
流行音樂：溫柔情懷平民道路
張璐詩／文
鄧麗君一炮走紅
臺灣流行音樂，既有臺灣原住民的音樂元素，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舊上海、日本、美國等諸地文化的影響。單從語言上，就可以將臺灣的流行音樂劃分為國語和台語（閩南語）兩大塊。
1969年，當時被譽為“神童歌手”的鄧麗君，通過參加歌唱比賽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並因演唱電視劇主題歌而一炮走紅，她一發而不可收拾，不僅確立了國語歌曲日後在臺灣樂壇中的主導地位，其甜美歌聲也傳遍了全球的華人角落。
1977年，鄧麗君成為香港第一屆“金唱片頒獎禮”金唱片得主，之後獲獎無數。她早期曾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個人演唱會，並在美國紐約林肯中心、洛杉磯音樂中心登臺，兩度赴東南亞做巡迴表演，在香港“利舞臺”創下個人演唱會場次最多的記錄。1983年，她赴拉斯維加斯“愷撒皇宮”演唱，成為首位在此簽約演唱的華人女歌手。
除了鄧麗君之外，臺灣樂壇在1960年代末期還遇上了西洋音樂大熱潮，像劉家昌等創作者適時湧現。這批音樂人的創作，突破了傳統臺灣歌謠和舊上海的曲風局限。
臺灣歌手搶灘內地
內地改革開放之後，鄧麗君即以人們久違了的溫情俘獲了大片聽眾。也可以說，臺灣的流行文化從鄧麗君的歌曲開始，搶灘內地。上世紀80年代後期，羅大佑的《戀曲1980》在內地廣為傳唱。
隨後，蘇芮、蔡琴、張清芳、齊秦紛紛登場。一年一度的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也成為臺灣藝人融入內地大舞臺的契機，比如演唱《我的中國心》的張明敏、《冬天裏的一把火》的費翔。但最初臺灣流行音樂在內地的盛行，大部分並非由臺灣的原唱者引入，而是由內地的第一批通俗歌手們，充當“二傳手”介紹給內地樂迷的，如朱逢博、蘇曉明、鄭緒嵐等，後期還有成方圓，甚至搖滾樂手崔健、王迪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年輕的程琳，她以翻唱蘇芮的成名作《酒幹倘賣無》而一箭雙雕———歌紅了、人也紅了。
歌創作的興起
上世紀70年代，鄧麗君在日本發展的5年期間，臺灣遇上了“鄉土意識”的成熟期。以詩人餘光中為主將，知識份子開始反思早年的“全盤西化”主張，樂壇上同期發起“中國現代民歌”運動。
1976年，楊弦、胡德夫、李雙澤合作的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面世，正式標誌著臺灣民歌運動的開始，包括侯德健在內的一批音樂人紛紛投身於民歌創作中。
“流行教父”羅大佑
而以餘光中的詩為歌詞的《鄉愁四韻》，先後被楊弦和羅大佑唱紅，承上啟下地引來了“流行教父”羅大佑的時代。羅大佑1982年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用搖滾樂踢開了本土樂壇的另一扇大門。羅大佑的出現，拓寬了流行音樂表現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他把知識份子式的思辯和社會批判開創性地引入流行音樂創作領域，提升了流行音樂創作的思想性和文學性。羅大佑的創作所帶來的音樂省思和人文關懷，至今在華語樂壇仍有著重要的地位及影響力，他的作品既包括一些經典情歌，也包括諷刺臺灣政治的歌曲，因此被尊稱為臺灣的“音樂教父”。
在羅大佑的示範下，更多知識份子加入到流行音樂創作隊伍中，包括唱錄《未央歌》的黃舒俊等人。以歌詞“洋洋灑灑”著稱的黃舒俊、歌詞中關注打工仔、關注妓女的鄭智化在公眾視野中紅過便褪去，羅大佑卻像顆“恒星”，仍然活躍在歌壇。
李宗盛的“平民化”時代
縱觀臺灣樂壇，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早已面目全非，借用臺灣資深創作人莊奴的話：“那年代（1970－1980年代）大眾喜歡的歌有四個要素，詞短、精湛、寫情、有語句再現。羅大佑的歌詞太難，老百姓不懂、記不住，只有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喜歡。如今時代不同了，我稱作臺灣歌壇的戰國時代，什麼風格都有。創作者天馬行空，自我標榜，再不會產生鄧麗君那樣十幾年掌控華語圈風潮的藝人了。”對於20世紀最後三十年的臺灣流行樂壇，有種“分界”的說法：“劉家昌的70年代、羅大佑的80年代、李宗盛的90年代”。草地上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抱著吉他輕聲彈唱，這是1970年代末典型的臺灣“現代民歌”的圖景。
如今只剩背影的組合“印象合唱團”、“南方二重唱”，是清新校園的表徵。後來出現的一個“現代民歌”熱裏面的異數———齊豫，以《橄欖樹》和《歡顏》，最初亮出其嗓音的利器。事實上，以齊豫、蔡琴、陳升為代表的一批“常青”歌者，出道時間極長，至今創作生活仍呈閑雲野鶴之狀，他們與以頒獎禮、排行榜、唱片銷量論英雄的“走紅”不沾邊，但仍以飽滿的歌唱或創作特色在臺灣樂壇占著一席之地，他們已漸沉澱為臺灣流行樂壇不可缺失的養分。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成功炮製了許多走紅歌手和流行曲的李宗盛是當時的代表，不如說李宗盛的特點吻合了當時的“民意”：關注現實的人生，關心普通人的人生體驗。他沒有羅大佑不時流露出的憤世救世感，從不俯視眾生，他的心靈貼近為生活奔波的大眾，他的音樂抒寫人們的煩惱人生。《寂寞難耐》等他成熟期的作品，更呈現出生活化、口語化的特點。也就是說，1990年代是羅大佑等人“歌以載道”式創作之外的一大片“平民化”的天地。
以刻畫細膩情感著稱的齊秦、童安格、薑玉恒、張清芳、潘美辰、周華健等，在臺灣與內地的受歡迎程度對等，優客李林、庾澄慶、伍思凱等，更多體現的是編曲配器上受“西風”影響的豐富音樂元素：藍調、爵士、搖滾等等。
流行樂的國際化時代
跨世紀的臺灣流行音樂人，更多地呈現出國際化趨向，但與20世紀中上葉純粹拾人牙慧的翻唱做法不同，這時候的歌者不僅同時是創作人，音樂創作也注重“鄉土”與“西洋”結合。同時，某些歌詞和音樂的潮流反映了現代生活的速食節奏和享樂要求。
以“偶像”與“實力”兼顧的陶吉吉和周杰倫為例，兩人同被視為全球同步流行的“節奏與布魯斯”（R&B）的“華語區代言人”，但陶吉吉不滿足於風花雪月，還要具“社會批判力”的創作，比如其《孫子兵法》就呼籲環境保護；而周杰倫的《爺爺泡的茶》，關注跨代之間的溝通問題，其《蝸牛》甚至被收進上海中學生愛國主義曲目。
周杰倫在遇到黑人音樂與華人音樂結合時的問題———漢語的四聲與英語的升降調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時，選擇“乾脆把唱變成一件樂器”。就是這種“聽不清楚的唱腔”，不僅風靡華語樂壇，也對日本和韓國樂壇產生了影響。
但也有人在周杰倫碎片式的音樂大行其道的現象中，總結出其折射的問題：今天的年輕人解構了前輩的標準和價值體系，拋棄了沉重的思維方式，但他們還沒有力量來建立一種新的體系，只能以一種簡單、平面化的方式來為自己的價值體系做一個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