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3月10日 搜狐網
太陽村12年收養服刑人員子女 培養出大學生(節錄)
主持人:搜狐網、正義網的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北京市太陽村兒童教育諮詢中心主任張淑琴女士做客搜狐網、正義網聊天室暢談“法律兒童”問題。請張主任跟各位網友打個招呼。
張淑琴:非常感謝搜狐網、正義網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和大家聊一聊我們太陽村的事還有孩子的事，希望大家能夠關注我們太陽村的孩子們，所以我再次表示感謝。
孩子沒有三六九等
主持人:我們也謝謝張主任。從剛一開始的時候我在網上下載了一個資料，介紹張主任，介紹太陽村的，我覺得寫的很好。文章的開頭是張淑琴太陽村“村長”，在北京市順義區有一個太陽村，村裏住著一百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孩子，與一般的孩子不同，這些孩子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正在服刑或已經伏法的犯罪分子，在太陽村他們可以免費生活到父母刑滿釋放，父母刑期較長的可以生活到18周歲，由太陽村和政府共同安置。太陽村的負責人和創始人就是被孩子們稱作張奶奶的“村長”張淑琴女士。張淑琴當過知青，做過赤腳醫生，1985年開始在陝西省監獄局從事報紙編輯工作，長期的監獄採訪讓她與大牆內的服刑人員和他們的子女有過許多近距離的接觸，她發現，有些人會把對於犯罪的痛恨延伸到罪犯的孩子身上，使這些孩子成為一個不幸的特殊群體。為了讓孩子們能夠受到保護了教育，不再像父母那樣走上犯罪的道路，也為了罪犯能安心服刑，從1996年起，張淑琴已經先後在全國建立了六所兒童村，十年間接受救助的孩子有600多名。在兒童村創辦之初，為了籌措經費，當時身為一級警都的張淑琴曾四處化緣，被人稱為“丐幫幫主”，在尋找孩子時她曾經被當作人販子拒之門外，還有人問她為什麼偏偏收養罪犯的孩子，她說罪犯的孩子和烈士的孩子都是平等的，孩子是無辜的，沒有三六九等的。
主持人:介紹完張淑琴女士的情況，可能大家現在都非常關心太陽村的過去和現在的情況，請張主任先給我們介紹一下吧。
張淑琴:好的，太陽村現在有130名孩子，最小的4個月，最大的18、19歲，來自於全國16個省市，現在好多罪犯流竄作案，河南有30個孩子，他們來自7、8個省，另外我們在河南新鄉還有一個分中心，叫太陽村新鄉分中心，陝西西安有一個兒童村，另外一個在陝西邊界縣隴縣，那是我當年當知青的時候曾經工作學習過20年的地方，很有感情，後來發現這個地方是全國一個很有名的貧困縣，而且相鄰的甘肅和寧夏也都是很貧困的地區，這樣的孩子也多，所以我們和當地政府合作，也辦了太陽村。
主持人:太陽村是從哪個地方開始的？
張淑琴:是從陝西發起的，12年中我們幫助過千名的孩子，這一千名孩子也是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幫助和支持，我只是一個大管家，替大家管理這些捐助的物資和資金，替服刑人員來管理他們的孩子們。我們現在已經有將近600多名孩子回到父母的身邊。
太陽村培養出大學生
主持人:600多名孩子已經回到了父母的身邊?
張淑琴:是，有一個參軍入伍在抗洪救災和森林救火當中立功，最後入了黨，已經復員了。有一個孩子大學畢業已經工作了。
主持人:這是太陽村培養出來的第一個大學生。
張淑琴:他是一個雕塑家，有一個超人工作室，他的四幅作品被國家博物館收藏，這是我們這些孩子當中比較有出息的，是比較出類拔萃的孩子。
主持人:從犯罪邊緣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主持人:這些太陽村都遍佈全國各地嗎？
張淑琴:陝西、河南、北京。我們今年上半年，在全國有名的一個貧困縣江西省九江的一個都昌縣，鄱陽湖邊再建一個太陽村，我覺得這些地方的孩子是比較幸運的。
主持人:介紹一下孩子們現在的生活狀況。
張淑琴:孩子們在太陽村很幸福，首先是保證了他們的生活，另外就是保證他們有病能得到及時的治療，還有孩子們全部就醫和入學，在當地的學校讀書，北京這個太陽村四歲以下的孩子可能還是20多名，我們自己有一個幼兒室，因為還有4個月的，還有一歲兩歲的，年齡不等，所以我們專門有一個幼兒臥室，有三個工作人員照顧這些孩子，其他的孩子全部就近入學，我們沒有單獨辦學，就是希望這些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接受教育，這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應該融入主流社會，應該勇敢的面對現實，所以說我們沒有一個孩子失學，而且沒有一個孩子因為我們沒有把孩子送到醫院耽誤了治療而死亡，而且這12年了，非常慶倖的就是孩子們都很健康。
嘗遍酸鹹苦辣被指出風頭
主持人:遇到您是孩子們不幸中的萬幸。我想辦太陽村期間肯定有很多的辛酸和不為人知的苦難，說一下其中都遇到了什麼麻煩事或者煩心事。
張淑琴:其中酸鹹苦辣非常多，使人不想提起來，我覺得都已經過去了，任何事情要辦成都是有壓力的，比如說我們幫助服刑人員撫養這些孩子，在我們現有的條件下，一個政府對於他們的生存教育以及醫療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第二，由於歷史的原因，比如階級鬥爭，很多人對這些孩子還存在嚴重的歧視心理。這些孩子在文化革命當中是要劃清界限的，所以這些孩子生存的整個的大環境是非常不好，那麼在我們要提出為這些孩子做些什麼事的時候，許多人覺得理解不了，我當然也受到了指責。一開始有人就說我是出風頭，政府都不管的事你憑什麼管？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又不是共青團員，又不是什麼宗教組織什麼，有人就指責說我是出風頭。
張淑琴:我們這個兒童村就辦起來了以後，有人就說是我為了騙錢，後來他們可能發現我用這個辦法騙錢太艱難了，因為我本來就是陝西省教育局一名報紙的副主編，93年就是主任編輯，主要還是創作一些監獄題材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拿稿費也比“騙錢”容易。後來有人說就是有政治目的，有政治野心，甚至把電話打到我們家指責我。我當時也豁出來了，我說我是有“野心”我是想給中國拿一個諾貝爾和平獎，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對。那個時候我有一個信念，只要我自己不貪污，不虐待兒童，不拐賣兒童，別人怎麼看是他的事，你把我說的一錢不值，我不一定就不值錢，你把我說的多麼偉大，我不一定認為自己真的能上天，就那麼偉大。我自己很清楚，我是一個老百姓，是一個媽媽，是一個女性，起碼是有良知的，有愛心的普通老百姓，就是放心不下這些孩子，因為我在監獄工作，而且搞文學創作，所以看到這樣的孩子比較多，看不得他們遭罪，看不得這些孩子們乞討，更看不得這些孩子因病得不到治療而死亡，放不下，所以我就想幫幫他，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遭到那麼多人的指責？所以當時只有一個信念，一孩子是無辜的，第二孩子是未成年人，三他們的父母是罪犯，我們的國家的司法行政部門用改造和教育相結合的辦法，還要把他改造成新人，何況孩子呢？我們的聶榮臻將軍當年還救過日本戰俘的小姑娘，何況這些孩子是我們的中國人，所以你們愛怎麼說怎麼說。這一點我覺得心裏很踏實，不理睬就行了。
主持人:有網友想問一下太陽村選擇孩子有什麼標準？
張淑琴:是這樣，我們認為這些孩子的撫養問題在國家的法律上沒有專門的條文，我們就是想把這些孩子，用一個集中託管的方式，或者叫集中供養的方式，夠保證他們的生存教育和醫療。我們這些孩子主要就是由監獄、派出所、司法部門、社區給我們直接送來的，也有服刑人員直接給我們寫信的，比如說他寫信，他服刑家裏的孩子沒有人撫養，我們能不能照顧，這樣我們就會和他們服刑的監獄聯繫，然後進一步去確認，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去接孩子，或者是把孩子送到這兒。由於父母犯罪造成孩子無人撫養，或者生活的環境非常困難的孩子，這就是我們的目標人群。
主持人:年齡上有什麼要求？
張淑琴:原來我們定的是4到14歲，現在看來這個突破了，因為現在還有4個月的，北京地區的公安局、派出所抓到這些犯罪嫌疑人，比如說賣黃色光碟、假髮票、販毒、盜竊等等，他們抓到了這些犯罪嫌疑人，違法治安條例的人，他們就把孩子交給我們。這樣我一個是解除了我們公安人員辦案的後顧之憂，再一個就是讓這些孩子們得到比較好的照顧，這些孩子跟著他們的父親或者母親，在社會上風裏雨裏東奔西跑，饑一頓，飽一頓，非常的遭罪，所以說這些孩子到我們這兒，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2005年到現在，我們就為朝陽、海澱還有東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照顧這樣的小寶寶300多個。
肩負服刑父母寄託去尋找孩子
主持人:我聽說張主任還曾經不遠千里去某個地方接過孩子？
張淑琴:從96年開始辦兒童村，幾乎一半的孩子是我們找回來的。為什麼去找孩子？主要我們不知道孩子的資訊，不知道孩子在什麼地方，所以說我們就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些孩子，主要是他們的父母向我們提供了孩子的資訊，他們大概在什麼地方，或者是在哪個親戚家寄養，或者說在哪個老人院，這樣我們就肩負著他們父母對於我們的託付去找孩子。在找孩子的過程當中，有的找到了，有的沒有到。我印象最深得是在陝西甯強縣，最後在深山裏面找到了一位小姐妹，小的5歲，大的6歲，當時天黑了，過河的時候我背著這個小的，他們村支書背著這個大的，從河裏邊過來，當時去的時候下大雨，車都上不去，一直推車，這是我印象最深的。還有2004年底，我接到浙江省第五監獄一個罪犯的來信，他把他妻子殺了，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可能才6歲，一個才8歲，現在跟著一個80多歲的老人，非常艱難，我們就和他們的監獄局和當地的街道辦事處取得了聯繫，到溫州把這兩個孩子接來，我記得那個時候颱風“海棠”剛剛過去，水到腰，我們就趟著水把這兩個孩子接來。
主持人:經歷特別坎坷。我好像聽說這些孩子們還有父母雙雙是死刑犯的？
張淑琴:我們從大兒童村到現在，可能有五六個孩子的父母都是死刑犯，其中有一例是媽媽殺害了爸爸，給全家人投毒，被判處死刑，剩下的幾個都是父親被判處死刑。這個父親被判處死刑或者媽媽殺了爸爸，爸爸殺了媽媽被判處死刑的情況，對於孩子來說，他們的處境非常非常艱難，就是警車、員警，或者說是當初抓捕大父母的場面都會給孩子的心理上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和傷害，還有父母相互殘殺那種血淋淋的現場對孩子的心理都是很大的刺激。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幼小的孩子要離開這個環境。我們現在還有三組孩子他的爸爸被判處死刑，時間最近的是去年9月份，河南省南召縣公安局和我們聯繫，他們的犯人被判處死刑，兩個孩子，一個10歲一個7歲，問我們能不能幫助照顧，我說可以，後來我就到看守所和這個死刑犯簽訂了一個帶養協議書，我問他你相不相信我？他說我看到過你們的報導，在電視上和報紙上看到過，我說願不願意把孩子託付給我，他說願意，我說這樣，我把他們養大了再給你們送過來。
透明管理 節約支出
主持人:我們《檢察日報》上有許多這樣的案例。還有人非常關心太陽村現在的維持主要是靠哪些方面的經濟來源，能不能自己自給。
張淑琴:很多人實際上很關心我們怎麼生存。也有人問我，張老師，你們這一百多個孩子，西安、河南加起來五百多，你怎麼維持下來，我們養一個孩子都很困難，實際上有很多人為我們擔心，我們這個太陽村是一個民間組織，沒有政府撥款，就得靠自己生存下來，怎麼生存，第一就是大家要支持，我剛才說了我是一個大管家，很多的熱心人士把一些現金捐給我們，讓我們給孩子交學費和醫療費或者其他的費用，還有一些人捐給我們一些物資，春節期間周迅給我們送來了禮花，周華健送了一百套他名字的衣服，還有蘇有朋給的襪子，像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用上，大部分都是家庭用不上的東西，當然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挑一挑可以用。
用不上的東西，我們搞了一個項目，舊物資變現款，我們去幫助那些貧困地區外來打工人員，還有煤賣給他們，這個錢用來補貼我們的費用。還有一個我們得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我們辦了一個農場，有三萬棵棗樹，一到秋天，能結十多斤、二十多斤大棗、梨造、冬棗，棗地中間套種了很多的蔬菜，心裏美，大蘿蔔，怎麼把這些賣掉呢？原來我們沒經驗，到秋季有的時候賣不掉就爛掉了，有的時候大風刮掉了，從05年我們就搞了一個愛心認樹，一棵樹50元或者冬棗100元，我們把名字掛到樹上，秋後來摘棗，這些棗就歸你，北京電視臺的第七日，包括中央電視臺他們覺得太好了，不管愛不愛吃棗的人，都有機會帶幫助他們，這是一種互動，所以我們靠愛心認樹，一年有幾十萬的收入，主要我們有這麼幾方面，當然有時候政府也補貼一些給我們，像2006年初，順義區政府給我們撥了20萬，主要解決冬天燒煤的問題，我們所在的底本來是租賃的，政府免去了租賃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