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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3月14日 資訊時報
14瓶紅酒加一通電話 "縱貫線"就這樣連成
葉毅 丁慧峰／報道
“縱貫線Super Band”，取自臺灣的縱貫鐵路，有縱貫歌壇，前進之意。縱貫線樂隊的四位成員——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以及張震嶽的歲數加起來有186歲，不僅在年齡上破了華語樂壇樂隊年齡的記錄，而且他們樂隊的影響力在華語樂壇中也是盛況空前的，但是這支樂隊在成軍之初就已經明言只組合一年，進行“縱貫”巡演之後就解散，那麼這支樂隊到底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推動已經奄奄一息的華語樂壇的發展，我們不妨全面解構一下這支“一年”樂隊。
關於“縱貫線”成立有很多說法，最接近事實的是滾石唱片的老闆三毛(段仲潭，也就是《最近比較煩》裏的那個“老段”)帶著12瓶紅酒，與老友羅大佑、李宗盛約好敘舊吃飯，引出一樁世紀大案。之後，段老闆趁熱打鐵約了周華健，居然是周華健自帶了兩瓶紅酒，連聊帶喝，就把自己的終身定了。搞定張震嶽似乎就更簡單，只一通電話，據說張震嶽在電話那邊，連連說好，縱貫線樂隊成立了。
用張震嶽的經理人、縱貫線的發言人了黃靜波的說法，這支樂隊其實已經籌備了三年。他回憶起大概4年前，和三毛老闆聊音樂產業時都有些唏噓：進入新世紀後，華語歌壇有些沉寂了，尤其是主流流行音樂，不僅內容變化不大，推出的專輯幾乎都是一個面目。一番感慨之後自然而然聚焦在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嶽身上，發現他們4個人在一起應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4個人不僅代表了近30年來不同的音樂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在戰鬥，這個“資源整合”的案子籌備了3年，之後就有了14瓶紅酒的故事。
除了“救市”說，還有一個比較傳奇的說法是“救人”，希望用這種形式感動他們的好朋友陳淑樺，讓她走出自閉症陰影，這種說法已經被李宗盛否認；另外還有一個“圈錢”說，因為“只玩一年”和以商業演出為主的做法很容易讓人覺得組團是出於利益，有報導更指他們成軍這一年，會吸金3億台幣(折合7000多萬人民幣)，對於為什麼這個樂隊只做一年，黃靜波沒做正面回答，他說，4位已經成功的歌手組成一個樂隊，的確概念的意思大一些，因為4個人畢竟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二點，還要執行上沒有偏差，這次操作並沒有先例，也沒有經驗可談，一個摸索的過程，難保不出偏差；第三還需要老天幫忙，就是看大家是否願意捧。這三點都平衡了，才能長期發展。
另外，以周華健推掉諸多廣告代言和個人商業演出看，“圈錢”確實還在其次，因為以他們4個人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多走幾場個人秀就能賺大把的鈔票，李宗盛都說，“其實這事情我們談了蠻長時間，每次都是談談便算，因為一開始就知道是很大的專案。我們這次認真來做，並不是因為經濟不好才合力賺錢。這次每個人都要下很大決定。像華健為這個團體犧牲不少，推掉兩百多場演唱會。”
除了上述說法，還有一個普遍的“過氣”的質疑，因為羅大佑、李宗盛和周華健3人近年來在音樂上並未有創作突破，尤其是兩位“教父”基本上退出了主流音樂圈，只有資歷最淺的張震嶽勉強能稱得上當紅歌手，畢竟當下的流行音樂是以飛輪海這樣的偶像組合和蘇打綠這樣的獨立樂隊唱主角。對於這種說法，“教父”羅大佑還真舉出了《教父》的例子，作為續集的電影並不比第一部差，對於他們這樣的資深音樂人，需要處理的不是“中年危機”，而是怎樣面對創作生涯的第二個階段的問題，這個從“縱貫線”交出的第一首歌《亡命之徒》也可見一斑，他們真的有決心要“重新雕塑每個面孔”。
起 童年的消逝
“縱貫線”除了貫穿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脈絡，更是近30年中華大地社會變遷的見證，這條縱貫臺灣，繼而延伸到香港，再輻射到祖國大陸的流行音樂生命線，無比清晰。
羅大佑在歌曲的創作上要更受矚目，李宗盛和周華健只是在情歌王國裏爭妍鬥麗。羅大佑的歌對社會生活，現實變遷以及自我情感的反省、諷喻，敏感而且深遠，《現象七十二變》、《未來的主人翁》等歌曲，今天唱來仍然針砭著目前的社會景況，同樣能引人共鳴、慨歎。
曾經，中文流行歌曲是一門足以承載時代、反映思潮的藝術形式。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在臺灣率先掀起“校園民歌”風潮，青年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紛紛投身歌曲創作和歌唱事業，“原創精神”、“時代意識”、“人性自覺”開始滋生。這個啟蒙時代的標誌，即是1982年4月，羅大佑的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問世，從此徹底改變了聆聽中文流行歌曲的方式。是羅大佑把臺灣的流行音樂從“天真”帶向了“世故”，走出“校園”而真正走向“現實”。洗刷了“校園民歌”時代的學生腔和文藝腔，把流行歌曲引入了現代化和都市化。
羅大佑自己的音樂歷程也是華語流行音樂的縮影，是他把西方搖滾樂的精神和中國傳統文人的批判精神比較系統地帶入流行音樂，他自己也經過從“黑潮時期”的抗議歌手到轉向香港成為大眾歌手的轉變。《愛人同志》之後的羅大佑在香港廣邀林夕、花比傲等頂尖好手合作成立“音樂工廠”，寫出《海上花》、《似是故人來》等廣為傳唱的歌曲，用的是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也被認為是商業化的開始。即便這樣，1991年的《皇后大道東》還是打破了香港人沾沾自喜的音樂心態。單看填詞人林夕，要是沒有羅大佑提供機會，他也沒有什麼機會寫出《皇后大道東》這樣非常寫實的題材。可惜的是，香港沒有接過羅大佑的棒，音樂依然千篇一律，即使近年廣備好評的謝安琪的《囍帖街》，也並沒有超越20多年前《鹿港小鎮》的意境。
他(羅大佑)是臺灣的鮑勃•狄倫，聽他的歌，我們的年代得到救贖。 ——陳文茜
縱貫線戀曲還是挽歌——先破壞自己再求建設
相見好，共事難，縱貫線成立之後就要面對一個如何磨合的問題，畢竟4位大佬都有各自已經固定的音樂風格，而且音樂形式也深入人心，如何能將四種音樂完美地糅合在一起，這也是對於樂隊來說最大的挑戰。現在樂隊的分工是沒有團長制，4人共同創作，羅大佑負責鍵琴，周華健玩電結他，李宗盛彈木結他，張震嶽則是打鼓。黃靜波承認融合的工作的確難搞，“他們都是創作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剛在一起創作的時候，四個人的分歧很大，但是現在時間長了，居然也開始彼此學習。”黃靜波說，他發現創作人都像海綿，很會學習。其實寫歌的人都是在記錄他們自己的生活，或者記錄他們的時代，現在借由在一起的時間，彼此可以互相吸取不同的經驗。
在成軍的初期，這種融合的確是困難的，周華健指出，組團首個挑戰就是要做一首打響名號的歌，“要做一首怎樣的歌呢？那個真空期很痛苦，因為我們不想再做以前的東西，而是要你破壞我，我破壞你。”到底要破壞什麼？李宗盛解釋：“彼此破壞創作和思維的習慣，加入一些新概念。各人的語氣和用字都不一樣。譬如我說‘我現在肚子有點餓’；華健會說‘我肚餓’；大佑可能說‘我肚子有一點空虛的感覺’，那該怎樣寫呢？就是不能從一個人的角度看事情。但樂趣也在這裏。一起經歷過程，不知道會做出什麼東西來，這是最有意思的。”
羅大佑、李宗盛和周華健幾乎算是同時代的音樂人，但是加上擁有年輕人語法的張震嶽，會令人覺得他們之間有否有代溝，張震嶽就很認真地說：“沒有啦，音樂上，沒有年紀的問題，只有時代的問題；三位老師的歌，我非常喜歡，從以前聽到現在。對音樂，觀念應該是包容的，可以有不同形式，開放的作品才能說得上是好作品。”
在這種各自破壞自己的情況下，他們第一首作品《亡命之徒》竟是結合Rap和搖滾。這首歌由張震嶽先構思節奏和歌名，基本上各人在曲詞方面都有投入創作。最大突破是，李宗盛，周華健首次開腔唱Rap。問二人好不好玩，他們都不期然地望向張震嶽大喊“老師”。“老師”對學生們的評價是：“那不是他們的強項，但起碼唱得自然而不像念書，不會很怪很假，這樣就夠。一般中生代唱這樣的東西，殺傷力蠻大的。”對於為什麼會選中這首《亡命之徒》作為樂隊的頭炮，據悉是李宗盛首先發現張震嶽所作的《亡命之徒》，而且當時羅大佑還加了一句“對呀，人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任何工作、年齡、階層都是。”就是這個概念就定下了這首歌，而且也讓他們悟出一條最理想的合作方程式。
突破了第一個零，路途走得順了嗎？張震嶽說：“最近大家都有新東西丟出來，聽著這些Demo（小樣），我會想應該加入什麼呢？像大佑作了一首《天使的眼淚》，希望中間加一段詩歌，感覺跟原來版本很不一樣；大哥也有一首SlowRock（慢搖），因為我在樂隊裏是鼓手，打起來會很有感覺，這種音樂上的交流，很棒。”不過，周華健強調，不要因為一首《亡命之徒》而把他們定型，因為接下來來的作品還有許多可能性，“最主要是三加一，大佑加華健加大哥（李宗盛）做一首歌，你會想像到大概是怎樣，但加入阿嶽，才會有破壞、再重組”。
承 領悟的代價
就在羅大佑用墨鏡、長捲髮和搖滾樂掀起“黑色旋風”的同時，另一位“校園民歌”背景出身的原煤氣搬運工開始被人重視，他本是一個曾唱出過《散場電影》的民謠合唱團木吉他的成員，1983年為歌手鄭怡製作《小雨來得正是時候》，讓鄭怡成功轉入“大人世界”的同時也讓自己一炮而紅。因為特有的細膩情懷和底層意識，他一方面讓張艾嘉、陳淑樺、潘越雲、娃娃、林憶蓮、辛曉琪、莫文蔚這些女歌手“脫胎換骨”；一方面讓趙傳、周華健、張信哲、任賢齊這些男歌手“更上層樓”。
如果說羅大佑用他的音樂告訴人什麼是自由以及如何獲得自由，那麼李宗盛則開始用情歌告訴大家怎樣擁有自由並且享受自由。羅大佑讓一個青年人成為成年人，李宗盛則延展出怎樣做一個成年人，他自有獨特的語言質地，直白而不失詩意，在情歌向來是歌壇主流裏提升了質素，他1986年的專輯《生命中的精靈》，是中文樂壇少見的“內省”之作，臺灣文化人詹偉雄曾說：“羅大佑把個人的迷惘、失落、愛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既是天大的事，就要用很多創造性的面向去看待，始終是沉鬱而孤傲的，時時把整個時代挑在肩上，連情歌都滿是滄桑的傷痕。李宗盛則擅長從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提煉詩意，煽情卻不流氣，輕盈卻不輕佻。當你情傷難抑，羅大佑將讓你感覺淒清悲壯，李宗盛則讓你認清自己不是世間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城市人口持續增加，階級的流動、人際關係（尤其是兩性關係）的轉變、服務業主導的都市文化漸成主流，加上政治氣氛的鬆動，流行歌曲作為社會的鏡子，需要新的語言來反映這一切。李宗盛接過羅大佑的槍，揮別了“大時代”的悲壯情緒，以及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的宏大?事，用一種純粹“個人主義”的內省，那些百轉千回的自我辯證，寫出成年人才能真正“領悟”的“世故的城市民謠”。如果說羅大佑的滄桑尚屬於一個猶然年輕的時代，李宗盛的世故，則是一代人“集體告別青春期”的儀式。
另一方面，因為在娛樂圈的長時間浸淫，李宗盛在全身心投入到唱片行業的同時也要承受娛樂產業的糾纏撕扯。一方面作為“流行音樂大哥”，一方面也也更是成為狗仔高度關注的對象。也許正是不能忍受娛樂圈的貓膩是非，轉戰香港之後的李宗盛又定居北京，專心做起吉他，也算是對他最初做“木吉他”的一個回歸。
那一年，小李說要走，許多人突然忘了，情歌怎麼唱。 ——陳文茜
4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當然就難免爭執，先是羅大佑稱李宗盛寫歌超慢，緊接著《亡命之徒》的MV拍出來，因為張震嶽一個人不滿就要推倒重來，周華健表示不能理解種種……樂隊組合的意義也正在於可以互相學習借鑒，可以互相激發靈感。其實羅大佑、李宗盛和張震嶽都有組樂隊的經驗，羅大佑在出道之前就組建過“洛克斯合唱團”，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還一度要和泰迪羅賓組團巡演；李宗盛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團創作的《散場電影》和《生命的陽光》曾廣為傳唱；張震嶽另外還有Free9樂隊以及和MCHotdog合作無間，再加上有周華健這樣的優秀歌手，“非常之建設”自然不在話下。
2009年的春晚，縱貫線首次在全國人民面前初試啼聲，儘管他們從“親親我的寶貝”唱到了“童年”唱到了青春期的“愛的初體驗”，但接下來的《亡命之徒》的壓縮版《出發》很讓人擔心，隨後爆出來的新聞更讓人憂慮，難道他們真的要打著“SuperBand”的招牌依靠引發歌迷的集體懷舊賺錢嗎？因為傳說中的新唱片並沒有問世，既然巡演不是為新唱片宣傳，只唱串燒老歌自然就是索然寡味。但3月7日的臺北小巨蛋之夜又打消了一些疑慮，因為樂隊開場即是新歌《父老鄉親》，然後是《公路》，中間還有關於母愛的《Baby》、《天使的眼淚》這些全新曲目。而在最近的訪問中，樂隊表示新作品已經完成20首左右，唱片也一定會出。
而根據李宗盛的話說，沒有出唱片的壓力，創作反倒是輕鬆一些，而他的一首《避風港》千呼萬喚中還難見廬山真面目。另外，即便是在現場表演時，也會把過往的作品重編，進行全新的再創作和融合，“拿以前的歌玩一玩，用一把木吉他以WorldMusic與Fusion的方式重新演繹，又是高潮了。”而張震嶽的另外一首歌《抱著你》就是完全記錄當下的生活。
黃靜波表示，其實在最初組織這個樂隊的時候，滾石最想做的是內容，就是說創作出好歌，然後發唱片。雖然滾石公司知道樂隊的專輯出來，會面臨很多唱片公司面臨的問題——唱片如何賣。黃靜波說他們想了很久，想明白了這並不是問題，因為想做這樣一件事，主要是因為華語歌壇已經沒有新鮮的東西，內容上沒有突破，所以要從音樂上面入手，創造不同的音樂內容。希望可以給市場多種選擇，讓已經沒有選擇的消費者，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音樂。
而黃靜波的這個想法也是代表了樂團四個成員想法，李宗盛表示，“雖然我這幾日天醉心於做木吉他，閒時也做一下演唱會，但是我的‘感性與理性演唱會’已經完全解構了自己的全部，很難再突破自己，只有通過這種混合的方式才找到一種新的方式，把新的音樂呈現給大家。”周華健也認為自己的個人巡迴會也做到一定的瓶頸，“去年我才在內地舉行過一個巡迴演唱會，如果還要再巡演的話，形式肯定要轉換一下，因此這次的這種形式非常好，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挑戰。”而羅大佑就表示，正是這種創新形式的組合令他非常感興趣“複出”，“華健他們一直都有合作過，但是以這種新的形式合作，蠻有趣，而且樂壇的不景氣需要我們去燒一把火，我們就是點火人。”至於張震嶽就表示做這支樂隊的最大理想就是打破舊有的格局，“以前大家都認為我只能是Rap，大哥和華健只能唱情歌，但是從這次開始以後，會覺得這只是一個舊有的模式，大家的都可以換位嘗試的，我也希望通過這次組合把我的另一面展露出來，把我以前想做而不敢做的音樂盡情展現出來。”
至於為什麼要4個人必須推出一張全新唱片，樂隊的回答也有意思：因為每個人都在生活，都有經歷，在一個階段都有想說的話。所以他們現在有話要說。而為什麼一定要求他們要有新作品出來，這不僅僅是4個人的理想，更是樂迷的殷切期待，正因為缺失，這4個人的結合幾乎已經用盡了華語流行樂壇最大的可能和想像力，如果他們真的不能寫出這個時代的“戀曲”，那麼對他們所有經典歌曲的朝拜也就失去了意義，那麼“縱貫線”也就成了華語流行音樂的挽歌。
轉 親親我的娛樂
周華健和李宗盛一向有淵源，當初如果不是李宗盛慧眼識英才，引薦他到滾石當製作助理，又在兩年後說服公司為他發片，這個滿腦子音樂夢想的香港僑生，或許就這麼被埋沒了。隨後李宗盛跨刀為周華健製作了第一張個人唱片《心的方向》，也真正讓這個畢業於數學系的高才生找到真正的音樂方向。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是臺灣流行音樂景氣最好、能量最強大的時期，周華健以“天王”的形象睥睨樂壇，兼有偶像歌手的光芒與創作歌手的才氣，他的專輯，也屢屢為唱片圈的企劃、製作概念立下難以跨越的高標。周華健獨一無二的唱腔，情意真摯，總能在細微處打動人心──李宗盛曾形容周華健的唱腔是“工筆型”，和羅大佑、陳升的“潑墨山水型”完全不同：“他十分注意咬字、轉音、呼吸，專心一致地唱，讓人覺得誠意十足。”
從《真心英雄》的勵志，到《男人三十》，以及一首《最近比較煩》的戲噱和調侃，再到“周李二人轉”的合作巡演，兩人一直是華語樂壇真正的黃金組合。健康並且陽光以及“舉世無雙”的金嗓子，周華健代表的正是華語流行音樂的輕鬆活潑與正面向上，經過羅大佑時代的“家國滄桑”和李宗盛時代的“個體感悟”，當周華健挑起大樑的時候，流行音樂真正成為大眾流行以及娛樂產品了。當時的臺灣以及香港的唱片業走向正規並且全面向祖國大陸擴張，偶像製造已經有例可循。流行音樂真正成為“流行的音樂”，音樂人放棄了沉重的思考以及對現實的批判拷問，在日新月異的商品大潮面前成為緩解世人精神壓力的調劑品和潤滑劑，流行音樂內容開始轉向對親情、愛情、友情等系列世俗情感的描述和反映，《親親我的寶貝》、《朋友》、《忘憂草》正是這種需求的產物。
周華健的難得在於，他天賦的嗓子以及形象健康，出道20年，始終保持著娛樂圈中正派以及向上的一面。聽他的音樂讓人放鬆，聽他的音樂讓人意識到家人友人的重要，聽他的音樂讓人短暫忘卻塵世的煩惱，抓住生活的溫情氣息。
這個大男孩，連《怕黑》都唱得很陽光，讓我們即使失戀了，也不覺得痛。 ——陳文茜
1982年，羅大佑出版第一張唱片《之乎者也》的時候還是黑膠，當時，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剛起步，臺灣仍處在一個很壓抑的環境，香港則面對1997回歸的中英會談，CD這個音樂載體也剛剛面世，那時候做流行音樂的人的主體是知識份子和大學生，誠如李宗盛所言，臺灣能在過往的30年領導華語音樂，跟知識份子的參與大有關係，“臺灣音樂人普遍都覺得自己是文化人，他們多少有種推動文化的使命感。”那時候是流行的是鳳飛飛這樣的“美聲”，一種多於感情的表達。那時候的歌手覺得自己是文化人，可以用寫歌來表達一種抗爭。
最早像李壽全、李雙澤、羅大佑這樣的人把許多大學生、知識份子帶入這個行業，把整個行業的素質提起來了。華語流行音樂的血脈，最早就是由這些人提供的受精過程。到李宗盛和周華健當紅的時候到達了華語流行音樂的黃金時代，那時候的流行歌可以講故事，可以是一種文體，可以唱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即使是情歌，可以把心事唱出來，並且可以創造新的心事。
30年過去，華語樂壇正處於一個新的環境——傳統唱片界經營模式改變了。這個改變是因為受到科技的影響，音樂都被數位化了，這樣的變化導致整個產業結構和既得利益者也隨之變化。現在做音樂產業的人多是一些投機者和資本家，既得利益者變成了音樂載體的開發者而非音樂創作者，另外，流行音樂的創作者越來越受到科技和產業的限制，有限的精力用來批量生產偶像，惡性循環導致流行音樂幾近無人問津。所以，縱貫線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這個組合對整個華語市場來說影響是空前的，這種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來展現，在形式上是一種進步，先不要管這個組合最終的模式是否成功，但他們現在能為樂壇帶來了影響是深遠的。至少目前樂壇已經掀起了一股“縱貫線”的熱潮，小柯、張亞東、李偉菘、李偲菘和易家揚等人要組成“星光天王團”，香港天王陳奕迅繼和吉他手方大同、鍵盤手王菀之組隊向黃家駒致敬後，還將和“Moving
On”演唱會的樂隊組成“H3M”樂隊……
在一個越來越重視形式的時代，只有新形式的產生才能促成出新內容的生髮，放眼全球，第51屆格萊美的最大贏家即是經典搖滾主唱羅伯特•普蘭特和蘭草天后阿麗森•克勞斯的跨界組合，現在，曾經跨到政治領域和電影配樂的羅大佑、跨到吉他手工藝製作的李宗盛、跨到慈善的周華健、跨到海洋衝浪的張震岳重新跨回到一起，但願真如李宗盛所說，“希望可以利用的我們的音樂以及號召力，重新令更多的歌迷重返樂壇選擇音樂，拾回他們對音樂的信心，華語樂壇還是有希望的。”
合 懷舊是一種病
“縱貫線”最年輕的成員張震嶽，和另三位“大哥”的歷史交集較少，一般看來，既然都是老男人，就乾脆找來陳升或者伍佰算了。但正是張震嶽的加入，確是神來之筆。張震嶽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崛起，羅大佑、李宗盛的“大時代”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周華健的“溫情陽光”已經開始氾濫，作為“70後”的張震嶽，最早被內地人認識正是那一首《愛之初體驗》的混不吝朋克做派。羅李二人已經顯得“羅裏囉嗦”，書卷氣和說教派都不屬於世紀之交的年輕人。受歐美朋克風潮影響的張震嶽，他的歌毫無前世代的種種焦慮與自苦，反倒充滿潑痞無賴氣，口沒遮攔，一副街頭混混模樣，而這正是當時的青少年亞文化生態。
從音樂上看，張震嶽和他的“Free 9”樂隊的旋律一點都不複雜，卻保證過耳難忘，快歌潑辣過癮、慢歌柔情萬種，十年來始終在卡拉OK大受歡迎。資深創作人陳樂融形容張震嶽的音樂，說他“沒有上一代羅大佑憤怒青年的民族主題，描繪出一群有點懶、有點跩、但也容易空虛、心虛的青少年，致力呈現臺灣當代主流青少年的無賴與帥氣。”
近幾年，張震嶽更多的和MC Hotdog合作，創作出《我愛台妹》這樣的叛逆誇張又楞頭青的音樂，儘管他也受羅大佑、李宗盛影響，但他的音樂形態更多與西方流行同步接軌，更為難得的是他還能把“潮流音樂”與他阿美族的少數民族音樂結合起來，在他身上幾乎看不到前輩音樂人的影子，而正是走在了華語流行音樂的最前沿。
2007年一張《OK/思念是一種病》更讓人看到他的成熟，當年那個小痞子，竟磨練出極為洗煉迫人的舞臺實力，他的錄音作品也愈來愈圓熟，漸漸透出了舉重若輕的老辣氣味，他代表了新生代音樂人的自信和創作能力，這個從縱貫線的第一首單曲《亡命之徒》就可以看出來，他才是這個中年“F4”的真正靈魂。
問題是，就如同《思念是一種病》是回頭找回齊秦的舊作，作為“潮人”的張震嶽和幾個“大哥”合作，正是一種“向後看”的懷舊。當然懷舊和復古都可以成為時尚，在一個歌曲已經不再是啟蒙的精神食糧的年代，流行音樂難道只剩下“集體回憶”了嗎？“要搞非常之建設，先搞非常之破壞”，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真正的“建設”會在哪里。
看阿嶽唱歌才明白，人長大還是可以活得純真。 ——陳文茜